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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景欽

北縣一名經減刑與監護處分結束，卻在保護管束期間以徵檳榔西施名義，再殺死一女子。而檢方在偵訊時，其強調「身體內還有另一個人，並為他所控制」，而從過往的犯罪歷程發現，七年前，此兇嫌殺人後，亦不斷強調此語，並得以因此以精神耗弱而獲得減刑，此不禁讓人質疑，現行的精神鑑定制度到底出現什麼問題，而讓此類悲劇不斷重演。

從案發後兇嫌的態度觀察，其對於人命的冷漠態度，正是反社會人格的一種表徵，此種人格特質即在於無法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，行為衝動且憑直覺，沒有任何愛與被愛的感覺，更無道德感，因此，此種人格又被稱為病態人格。而由這些人格特質，反映出其易犯罪性，同時也經常是具有連續犯罪的傾向，也因其無道德感，即使被逮捕後，也不可能產生任何悔悟之意，對於刑事司法對待，僅會嗤之以鼻，這種對於人命的輕視與無罪惡感的態度，讓人厭惡，也讓人感到可怕。更有甚者，不僅於犯行後態度冷靜，並且認為，憑自己的能力定能逃脫司法制裁，尤其是利用所謂心神喪失為脫罪，惟以現行的司法制度，果能防止這種情況發生？

根據2006年7月1日前的舊刑法第19條，僅以心神喪失與精神耗弱的用語，來作為判斷責任能力的依據，規定的極為簡略，必須由法官於具體個案中為判斷，而容易造成法官的恣意與專斷，也因此必須為修法來明確。而根據現行刑法第19條第1項，行為時若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，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，不罰;根據同條第2項，若屬能力顯著降低者，得減輕其刑。此修正雖較舊法條詳細，且同時兼顧生理原因與心理因素，但是否因此規定，而使得法官在具體案例時，更容易判斷，恐有疑問。

因不管是精神障礙有無與程度（生物學的事實），還是行為時的辨識與抑制能力（心理學的事實）的認定，在法官不具有此類專業下，必然得由精神醫學專家為精神鑑定，而由於此類鑑定仍有主觀性存在，為求客觀，則往往必須委請至少三位的專家為鑑定，惟若鑑定結果皆不同，法官該如何決定？又即便鑑定結果皆相同，則法官是否必然受此拘束？由於此種認定只是一種事實認定，法律評價乃屬法官所獨有，所以若答案為肯定，即會違反此原則，而侵害司法權的核心。惟答案若為否定，法官不受其拘束，則必然又會陷入法官的專斷。此問題正凸顯目前關於責任能力判斷的難題，也因此讓有心者有可乘之機，而存有姑且一試的僥倖心理。

關於反社會人格的形成，目前仍是眾說紛紜，有認為是腦神經出現病變或受損所致，有認為是XYY染色體作祟，有認為是童年受虐所造成，有更大的可能性是來自於生理特質與後天環境的相互影響所造成，而不管是基於哪一種說法，都認為反社會人格與暴力犯罪的高度相關，雖然其在犯罪案件所佔比例甚低，但卻也因其潛伏於社會，而像是一顆定時炸彈般，隨時會爆發，不僅難於預防，更因其人格特質，被發現後也難於矯治。

所以即便認定其屬心神喪失或耗弱的狀況，也不能貿然使其重返社會，而必須依據刑法第87條為監護處分，惟目前針對此處分以五年為上限，只要五年一到，不管有無矯治完成，都必須為釋放，即成為一大致命傷。其次，針對矯治中是否中止或對精神耗弱者是否為監護處分，乃由法官根據是否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來決定，由於判斷基準極其空泛，恐又落入恣意的窠臼中，而可能過早為釋放，造成社會治安的隱憂。所以此次的事件恐只是冰山一角，而讓人不得不對目前精神障礙者的刑事司法處遇感到憂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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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●作者吳景欽，博士，真理大學財經法律系助理教授。本文為NOWnews.com網友提供，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。版權為作者所有，請勿隨意轉載。※→吳景欽特區）